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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给普通老百姓带来政策上的优惠，同时也是给资本主义一次阶段性发展的机会，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缓解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矛盾的一种办法，不至于给了劳动者好处而忽视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有了惠民政策，袁肃同时也不忘肃正x法纪，无论是制订的救助站计划，还是分配土地的一些政策，这其中都是需要投入极大的人力统计。越是庞大的统计，越是有弄虚作假的缝隙。同时战后商丘各地的治安问题也让人堪忧，所以一定要恩威并施如此才能保证秩序。

    在袁肃的授意之下，商丘民政府公布了《代政府约法十七章》的法规文本，该文本分为十七章，包含了民事、刑事、军事三大类的法纪法规。主要是用来针对趁虚作乱、诈骗政府福利、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扰乱民安等方面的不法行为，所有被收录在文本里面的条规，一律是重典重刑，轻则劳役、重则枪决。

    《代政府约法十七章》一出，短短几天的时间就传遍整个商丘，引起了一番不小的震动。虽然有不少人法纪人士认为这套法典文本太过苛刻，但是也有不少人认定这位从中央而来的年轻都督是下定决心要动真格的。不管是否过于苛刻，只要能起到效果，对那些遵纪守法的老百姓们来说并不算什么坏事。

    除了进行以上这些布政工作之外，袁肃在这过去的几天时间里，同样忙着梳理关系，解决招降方面的问题。早在月底的最后一天，他便发了电文到北京阐述自己对待周宝林的招降政策，而前后过了三天的时间，中央政府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批复，既没有表示赞同也没有表示反对，只说河南省内之事一律由都督张镇芳裁定。

    而就在这份电文发到商丘后的第二天，开封都督府终归是失去了耐心，派遣专人来到商丘向袁肃当面质问周宝林拘押的事宜。被派来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张镇芳的副官程世昌和第十七师副师长李潜。想来程世昌是专门来处理周宝林一事，但是李潜却却显然另有所图。

    就李潜带着五十八团和五十九团人马开进商丘城，而且还是轻车熟路进驻了睢阳和濉河东部几个空置的营房，俨然摆出一副要常驻下来的态势。不用多猜，袁肃也很清楚李潜是奉命要从第三旅手中接管商丘。

    他不清楚是一开始张镇芳就没打算让第三旅坐镇商丘，还是因为自己不肯交出周宝林而触怒了张镇芳，以至于其恼火之下想要过河拆桥？在他的印象中，张镇芳是一个骨子里守旧的人，所以对家庭亲从观念也应该更重视才是，更何况一个不学无术的世家子弟能够做到堂堂一省都督，全靠的是袁世凯一手提拔，对方又岂敢对袁氏子弟如此明目张胆的翻脸？

    不管到底是什么原因，对于袁肃而言花了大功夫拿下商丘，这段时间又制订了详细的善后计划，一切都有条不紊，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什么都没捞到就放弃？他暗暗在心里盘算着，自己势必要以最强势的态度来表明立场，料想张镇芳再有多顽固也不敢对第三旅动手。

    要知道整个河南省目前就只有第三旅一支中央军，全国上下的目光都聚焦在这里。他现在就是要挟“番号”而霸道行事，在中央军的问题上中央政府绝对不会不考虑声誉影响。

    于是在听说李潜和程世昌进城之后，他并没有立刻前去接见二人，而是先拖延了一天时间。在这拖延的一天时间里分别了发了几封电文，一是到十四师、一是到北京、一是到开封，最后一封则是到淮北。

    给十四师的电文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仅仅是为了梳理好这边的关系。在电文里面他提到自己会向北京如实汇报十四师此次收复商丘的功绩，并要求十四师退出商丘地界，返回原有的驻地。

    而再次发往北京的电文里面，他不仅重申招降周宝林的意义、详细汇报此次收复商丘的意义，更是提及了此次进攻商丘期间发生的违法乱纪之事。尤其是在违法乱纪的汇报上面，他交代的很是详细，所有罪名都一一罗列出来，受害人的人数和老百姓的反应也写的清清楚楚。并且总结河南爆发如此大规模的民乱，“官府逼迫而为”是有相当的成份，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从问题根本之处着手。

    至于发往开封的电文并不是给张镇芳，相反是以论功行赏为理由，邀请十七师剩下三个团的团长尽快到商丘一趟。

    发到淮北的电文则是继续按照之前的计划，从淮北这边调配物资，不过这次调配的并不是民用物资，而是大量的军火储备。之所以调配军火储备，在表面上是装作准备长期作战的样子，同时也是暗示李潜的十七师第三旅是不会拱手让出商丘。